1997年1月27日，阳光明媚，万里无云。南洋模范中学九七届高三(4)班全体同学经历了交通大学、复旦大学、同济大学三校联读班、基地班三大战役后，正聚集在人民广场共度高中阶段最后一个寒假的第一天。
虽然是隆冬季节，但今天却春意盎然。孩子们在宏伟的市政府大楼前，壮丽的上海博物馆边，美丽的广场花园里五个一组、六个一群地拍照、叙谈。东边白雾缭绕的音乐喷泉不断传来美妙动听的乐曲，西边不时纷飞的广场鸽子，给这早到的春天增添了无比的勃勃生机。
我倚靠在花圃银白色的栏杆边，观赏着眼前诗一般的景色。忽然想到这些与我朝夕相处的孩子不久又将要离我而去，一阵莫名的失落情感油然而生。忘不了这天天出入的属于高三(4)的窗明几净的教室，忘不了这天天面对的熟悉的、活泼透亮的43双大眼睛，忘不了“紫藤的风采”、“走向成熟的思考”等一幕幕激动人心的场面，更忘不了那一场场激战的前夜师生同舟共济的兴奋与紧张....
不知经历了多少次这样的离别，但每一次总是像第一次那样，那么地难舍难分，那么地难以平静。20多年了，这许许多多的人与事，居然仍那么清晰地印刻在我的脑海里、心灵上。暖暖的阳光，徐徐的微风又把我的思绪带向了往事的回忆.....
一、我有一个当教师的梦
十二岁那年暑假，妈妈带我去杭州度假。一天，我们漫步在西湖的湖滨大道上，忽听见背后有人在叫“熊老师，熊老师!”妈妈转过身去，只见一个中年男子笑眯眯恭恭敬敬地鞠躬站着。妈妈看了一会儿，没认出来。后来这男子自报姓名，原来是妈妈40年代的学生。“您没有多大的变化，只是多了一些白发。特别是嗓音一点没变，我是凭您的嗓音才大胆认您的。”只见妈妈和他谈起了那年代的人和事。谈啊谈啊，越谈话越多，后来索性邀请我们去他家做客。只见妈妈红红的脸颊，沉漫在幸福的往事回忆中。我暗想，这一定是当老师特有的一份感情。
进了中学，我最起劲的一件事是抢着当妈妈的“助教”。妈妈是教初三数学的。初一时，我只能帮妈妈批改代数题，照着答案打钩。初二时，我已经能批改一些简答题了。初三时，我一边批改，一边和妈妈讨论学生的解题方法執优孰劣。最幸福的一件事，我能把测验的成绩，提前“通风报信”给我的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妈妈每年有上百个学生，我都能叫得出姓名。那时，我家就住在校园里，每天有许多学生来找妈妈，有的是来问题目的，有的是来谈心的。看到他们师生那股亲热的劲，我心想:当老师是最幸福的，我长大也要当老师。
1966年那年，我高中毕业，去农村插队。我还抱着将来当教师的一个梦。白天我在大田劳动;晚上，我就复习功课。我做遍了高中数理化，又跟着收音机学习外语。生产队说电子管收音机耗电费，一年电费要用去我40多元，而我一共分红才有80多元，但我也不在乎。1971年2月，公社通知我去学校当老师，教外语。
那时候，妈妈还在“牛棚”里参加劳动。我回城，趁天黑偷偷地溜进妈妈的宿舍，告诉妈妈我要去学校当老师了。妈妈含着泪，摸着我的头，叮嘱我要好好备课，好好讲课，要亲切地对学生。我不住地点头。临走时，妈妈硬是塞给我五元钱，要我买一双新的鞋。那时妈妈每月只有八元钱生活费，除此之外，一无所有。我含着泪告别了妈妈。
妈妈一生当老师，我从小跟着妈妈，住在学校，在学校长大。尽管目前这般境地，但是妈妈没有怨言，我也还热爱着教师这个职业。我从妈妈身边离去后，买了一双白跑鞋，穿了仅有的一套没有补丁的洗得干干净净的中山装，去学校报到，22岁的我，走上了讲台，在讲台边走上了我的人生之路，开始了我的教师生涯。
二、难忘的乡村中学
沪杭线铁路石湖荡车站与新浜车站之间有一座大桥。铁桥下有一个名叫角吊湾的乡村小镇。小镇的街道有百米长，两米宽。但是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小镇上有百货店，有水果店，有一个信贷社，还有一个早晨是茶馆、上午是饭店的多功能饭店。小镇过了中午，街道上已经没有几个人了。在街的东头，是我所在的学校，这个学校有小学、初中和高中。学生来自附近的三个大队。
校门的南边是一条大河，背后是一望无边的田野。我无家可归，整年在学校。春天，一片青油油的麦苗和艳丽的、夺目的紫云英草，我和学生们一起去田野里踏青。初夏，一望无际的金黄油菜花，看了叫人头晕目眩。我和学生们经常在菜地里捉迷藏。秋天，丰收的季节，学校组织农忙劳动，我和学生们一起拾稻穗，搞脱粒。冬天，农民们闲了，我们組织学生去走访，摘社会调查。“Comparing our Childhood with Aunt Wu"( 和吴婶妈比童年)“Shilouli Village Taking the Socialist Cllective Road"(石娄里村走上了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等几篇中英文乡土教材，就在那时写成，每年我们还要排练许多文艺节目。我在中学时就能歌善舞，所以挑起学校文艺小分队艺术指导担子，我带着学生们在田边、村头为农民们演出，宣传毛泽东思想。
王春燕、殷军华、金友才、金友根、黄木军....我至今依旧清晰地记得他们可爱的脸庞。不仅平时我们朝夕相处，就是星期天、寒假，他们也从早到晚陪伴我。他们使我觉得生活充满希望，使我在那个年代忘却一切苦闷烦恼。
1974年10月知青上调，我被抽调回城，安排在县城商业局的一个公司工作。我户口迁回城了，工资也在城里的公司里领了，可是我舍不得离开我的农村学校。我征得了公司领导的同意，依旧在农村教书，一直到我的人事关系正式转到教育系统。
三、进入县中
70年代底，松江二中高一招了十二个班。班级是按考分顺序编排的。我先后担任第十一班和第九班的班主任，并教这两个班的数学。刚经过“文革”浩劫的青少年没有良好的学习习惯。教导主任孙承漠老师对我说:“这个班一年下来没有人进公安局、派出所，你已经立大功了。”我曾经六进九出(早晨六点钟上班，晚上九点钟下班)的工作。虽然是高中生，但他们的数学还得从有理数教起，我不厌其烦地教着、讲着。“忘却过去，展望未来”、“松是害，严是爱，刻苦学习才成材”的主题班会一个接一个，教育他们要勤奋学习，要有理想目标。清晨，我们师生一起在教室里朗读英语;午间，我们一起讨论数学习题;黄昏，我们一起在松江二中的操场散步谈心;晚上，又一起两个小时的晚自习。呼剑的爸爸是军人，他流着泪对我说，过去他对淘气的儿子简直就想一枪打死算了，现在儿子长进了，不闹事了，做作业了。周广明的妈妈说，孩子的爸爸因工负伤，休养在家，以前看到儿子不争气，几次想自杀，现在，孩子想学习了，他爸爸也想上班了....
看着孩子们一个个一天一个样地进步成长，我为自己倾注的全部心血和爱感到欣慰。我就在那几年里结了婚，有了孩子。学生们帮助我搬家，参加我的婚礼，抱着我儿子接送托儿所。我的生活里没有家与学校的区别，没有亲人与学生的界线。
学生们毕业离校后，我真想他们。利用星期天、寒暑假到他们的学校、部队去看望他们。苏州寒山寺西边部队的营房留下我的足迹。上海淮海中路边的皋兰路武警中队营房有我农村中学和县城中学两校的学生，他们彼此不认识，但是有同一个班主任，他们一下子亲近起来，成为永久的好朋友。远在天津民航学院的朱闽军家境困难，我和几个同学一起组织一个小组，每月寄去一些生活费聊表心意。在上海青年团校学习的谢洁平，我几乎每隔两周就要去看望一次，叮嘱他好好学习，回来做一个优秀的团干部。
我的工作得到了前辈的肯定。孙承漠老师、孙鲁朗老师、沈文珠老师等给了我许多的帮助。我被评上了县先进工作者，我的课整教学也在县教育局评比中获奖，我的班主任工作也在教育局作介绍。暑假，领导上还安排我去无锡疗养了一个星期。
四、艰难的岁月
80年代初，我开始了职后进修。30多岁的人要进修大学数学课程，难度是可想而知的，可是我以常人不能想像的毅力攻读着我的每一门课程。我是以数学满分成绩入学的，我的专科成绩尤为突出，数学分析、高等代数考试都是满分。全部课程我都在90分以上，平均成绩95分，学院给了我免试直升本科段学习的荣誉。
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母亲病逝那年正值我职后进修本科第一年。一连两个月，我守候在昏迷不醒的母亲床边，手里还捧着《高等几何》，母亲去世了，相依为命30多年、在“文革”中遭受了严重身心摧残的、在中学校园里工作了一辈子的老人走了，我心中有说不清的苦衷。我刚办完了丧事，就去参加了高等几何的考试。我的精神似乎很麻木，动作很迟缓，可是我的思潮如大海波涛，我夺得了98分的高分。
我的本科段进修是不脱产的，每周2~3 天要去上海市区进修，在学校还担任着一个班的班主任和两个班的数学教学。我把对母亲的爱和怀念融化在我对知识的渴求，对我和母亲共同事业 ------ 教育工作的精益求精，对学生的无比热爱之中。妈妈在去世的前几年，还一直支持着我的工作。星期天我家里总有许多的学生来补习功课(那时没有家教，都是义务为学生服务)，有时我有事外出或忙不过来，妈妈总是自告奋勇替我为学生补习。所以我的学生都和妈妈很熟。妈妈生病住在上海瑞金医院，两个孩子就由我的学生家长抱回去替我照顾，上海医院里由在上海学习、工作的学生分担送饭送菜给我。妈妈的追悼会上，两代学生，人多极了，殡仪馆的花圈全卖完、租完，只能用一条条挽联代替。
我的大孩子药物过敏，耳聋致残，希望能通过汾阳路五官科医院针灸治疗见效，医院要求天天去医院针疗，可是我在学校正教着毕业班，一天也不能离去，精力和时间都不允许分散。我就把孩子寄托在医院附近一个退休工人家，我的每个月的工资就支付给这个老妈妈，持续了一年之久。以后又一连几年，每逢寒暑假，学校工作一结束，我就带着大孩子去北京、去合肥、去天津、去广州寻医问药。好几次我都是下午为学生补完课，丢下粉笔，然后回去简单地整理行装。几个学生为我抱孩子，背行李。一起到火车站，送我上车，当我回来时，每次都由学生们在火车站迎候。“文革”给我们这一代带来的不幸，母亲去世，孩子的残疾，艰苦的职后进修，繁重的学校教学工作都没有把我压垮。因为我每一阶段的生活、学习，我孩子的成长，都有我一届一届学生相伴，他们理解我，支持我，给我生活的勇气，给我人生拼搏的力量。
五、我开始了一些思考
如果说过去的15年我的班主任工作是一种情感型的工作特点和模式的话，那么从1985年开始，我开始了较多的理性思考。80年代底，我又到浦东新区的一所中学工作。我开始研究对学生的评价问题，研究班级核心的形成问题，研究满足学生的需要问题，研究校园文化的形成和作用，研究德育的隐性教育问题等。我写了《谈在德育科学的研究中(班主任工作)几个观念转变的探索》的实验论文，多次被邀请在县级以上的德育协会举行的研究讨论会上发言、演讲，其中“如何满足学生的需要”一部分发表在《上海中学教育》1987年第二期上。在德育研讨活动中公开上的主题班社会和实验班级校园文化活动有27 次。如:“鲜花盛开在希望的田野上”，“在跃向人生新的高度的时候”，“理想，伴随着国旗徐徐上升”，“亚运在我心中”，“为了明天的挑战”等等。在我1992 年完成的班主任工作实验工作报告中记载了这些活动的教案设计和实录选编。我的八七届~九三届几届实验班都被评为上海市、县的优秀学生或优秀团干部。
给教师灵魂的是他的文化背景、生活经历和内心世界，教师与学生不仅是文化生活的传授，更多的是思想的交流，心灵的交换。我越来越感觉到，我适合当教师，我而且还能当一个好教师。我要当一个优秀的教师，我要当一个优秀的班主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终于我下定决心在教师的这一条人生道路上，不仅要走下去，而且要跃上一个新的台阶，攀上一个新的高峰。
六、疯狂的三年学习
1992 年到1994 年是我特别有意义的三年。经历给了我扎实的中学教育教学功底。我虽然人依旧站在讲台，可是我把目光看得更远了，我不再满足自己数学教学和班主任工作所取得一些成绩和工作层次，我意识到了教育教学如果不向教科研冲刺就没有生命力。我开始了长达三年的外语、心理学和教育学的学习。1992和1993年的暑假，我在前进进修学院攻读英语，从新概念起步，历经剑桥第一证书、现代美国口语到托福。每天参加上午、晚上两个班的学习，中午在复兴公园的长凳上休息，吃遍了复兴中路到老西门一路上的面店和饭馆。
1993年、1994年两年白天我在学校工作，晚上赶到华师大去进修教育学、心理学和英语课程。课堂、图书馆、阅览室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夜里就借住在我学生为我安排的宿舍里。这三年我几乎“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扑在教育教学科研的案头准备工作中。就在这三年里，我又把目光投向了更高的层次，我向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寄去了我所选定的在数学教育和德育教育、班级管理等几方面的教育教学的课题，讲述了我的设想，汇报了我所已经做的工作，我受到了很好的反应。
七、事业的一个高峰
1995年2 月，我来到了南洋模范中学。我在上海没有亲戚，我确实是来寻找事业的舞台的。我住在学校的宿舍里，一头扎进了我所喜欢的事业。
我在数学教育一头的发展非常迅速。1996年1月在学校领导的支持下，与华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合作，成立了“南洋模范中学数学教育实验室”。在上海数学教育界前辈们的鼎力指导、扶持下，在同行、同事们的热情帮助、支持下，至今为止，举行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华东师范大学、南洋模范中学教育研究国际交流研讨会一次;举行了题为《21世纪世界数学教育》报告会(国际著名数学教育专家Bruce.R.Vogeli教授主讲)一次;举行了题为<21世纪上海数学教育展望》报告会一次;赴华东师范大学、上海教育学院、区教育学院学术讲演活动11次;区市级以上公开课、研讨会五次;撰写了实验工作论文八篇;出版了《数学教育实验室通讯》七期;题为《中学数学教育中的人格理论研究》的研究课题已列为徐汇区教育科学研究重点项目;题为《关于中学数学教学中培养优秀生的研究》研究课题已经被批准立项为上海市级研究项目等等。
场理论在心理学科学中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理论，场独立认知方式的学生能学好数学，这是早已有的定论。那么场独立认知方式的内、外向性格对学习影响如何？ 场独立性内向性格学生学习数学和理科具有优势，但是这种认知方式中也有缺点部分，有哪些具体表现？ 是否能够通过一定的教育教学纠正这些缺点？ 何在教育教学中一方面提高他们的场独立认知水平，一方面纠正他们认知特点的缺点部分，进行完美的人格塑造，使他们成为具有健全人格素质的优秀生？ 我整天在我的数学教学和班主任工作中思考着这些问题，研究、解决这些问题。
1995年9 月开始，我担任了南模九七届高二(4)班班主任工作。这是一个学校人格素质教育的实验班，我在素质教育实验方面做了很多工作，“让我们拥抱机遇”主题班团会，“储蓄与消费”辩论会，“紫藤的风采”上海中学、华师大二附中、市三女中、南模中学四校大型联谊活动，“走向成熟的思考”主题班团会，“人格塑造应注重于社会责任”复旦大学——————南洋模范中学辩论赛，1996年暑期课程学习，，科技社会调研与小论文比赛，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Vogeli教授座谈，学习六中全会关于精神文明建设决议精神、高三(4)班学风整治活动，学习型组织理论学习和小论文写作等等。通过一系列的校园文化活动、社会实践活动、理论学习活动、教育教学改革活动，实施着主体性教育、个性教育、理想信念“三观”教育，进行着行为规范转变、宁朴毋华矫正、学会协调与人合作的能力培养、责任心养成等刻意塑造自我的工程。
这个班级不仅在政治思想上、学习成绩上，而且在工作劳动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比较大的进步，被评为1996年度上海市优秀班集体。
短短的一年多时间，我努力地使自己的教育、教学、教科研工作能够有机地协调地开展，我充分运用了自己多年积累的知识和经验，不断地学习，开拓自己的视野，更新自己的观念。每次班级活动以后，我和同学们一起写心得体会，一起进行思考，使一个活动推动一个活动，一个活动的层次高于一个活动，单从书面的字数来看就突破了30万字的纪录。《以强大的人格力量，建设优秀的班集体》一文发表在市级刊物《思想，理论和教育》上，并被《跨世纪战略文献丛书>96 期所收编。《班主任，挥不去的一片情》参加徐汇区教育局班主任研讨会发言，并在1996 年上海市师爱研讨会上作大会发言，文章被上海市教育工会、华师大教育科学学院、上海爱的教育研究会组织的师爱艺术研讨论文评比活动中评选为一等奖。
看着苗俊华同学在“当朝霞映红东方的时候”的主题活动中，先进事迹被学校宣传栏、报告会介绍，又通过入党审批;
看着王昕雄、王鸥扬、邢磊等四位同学立志献身于教育研究事业，作为优秀生将保送到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学习;
看着林琳、张扬、何纯刚、徐明煌、沈万松等18 位同学在1997 年1月交大、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本-硕-博连读班考试中取得辉煌的成绩;
看着刘子毅、何纯刚等数学小组成员在国际、国内各级数学竞赛中登上领奖台，获得20余人次的一等、二等、三等奖;
看着王鸥扬、寇健秋等同学的科技小论文在上海市青少年科技讨论会等评比中获四项大奖;
看着戴顺同学从一个调皮捣蛋鬼不断地进步，入了团，竞赛得了奖，还在国际数学研讨会上宣读自己的小论.....
看到孩子们每一天的进步，每取得的一点成绩，我真正感受到了教育的作用和意义，真正感受到了一个教师、一个班主任老师的喜悦、欣慰的幸福心情。
教师，已经永远地与我的人生画上了等号。我的事业就是教师。我的人生道路将永不停息地朝着“做一个优秀的人民教师”的崇高目标走下去。
八、攀登另一个高峰
从偏僻宁静的角吊湾小镇的乡村学校到上海市繁荣豪华的徐汇区南洋模范中学的都市学校，过去了那么多年，也更换了那么多地方，但始终不变的是我总是面对着的我的讲台，面对着那一张张永远是十七八岁的天真、活泼、可爱的笑脸，始终不变的是我依然有着充沛的精力、活跃的思维和奔放的热情，始终不变的是我对我的事业那股痴情不仅一如既往，而且还多了一份执着和无怨无悔。我真的觉得我很幸福，这不仅仅因为我代的班曾一次次被评为上海市优秀班集体或上海市优秀团支部，不仅仅因为我带的学生们曾冲进了上海市高考前十名或考上北大、清华、复旦、交大，还因为我朝朝暮暮有着那么多天真可爱的孩子们陪伴，生活得那么充实、那么年轻、那么无忧无虑，还因为我确定了一个目标以后，为它尽了全部的努力，我总能得到许多领导、同志们的理解支持，并最终如愿以偿.....
虽然，20多年过去了，但是我总觉得我还很年轻，尤其我的心理年龄更为年轻，因为我现在已经较少有工作中的苦恼、困感和烦躁。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轨，教育工作将有哪些新的特点？ 实施素质教育，要抓评价，如何正确评价学生？未来世界是一个高技术高情感的世界，情感的协调和爱的教育作用会上升到什么样突出地位，发挥怎样重要作用？...许许多多的工作需要我们去做，需要我们去研究，需要我们去总结和理论升华。
1月24 日，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研究学院向我发来了邀请信，邀请我去参加今年4 月份在哥伦比亚大学举行的一个教育研讨活动。这是一个很好的机遇，它预示着我的事业又有了一个新的开始。我要抓紧时间，看一点书，写一点总结，去迎接生活中的一个崭新的挑战。
教育是人才工程的摇篮。
我要用自己对祖国的爱，对人民的爱，对生活的爱，融成一股教育爱流，灌注到我的学生心田中去，去进发出无穷的“教育力”。
我要以自己的思想，自己特有的人格魅力、素质魅力、品格魅力指导、影响我的学生，感染我的学生，去学习科学文化知识，去学习做人的道理。
我要以自己最大的勇气和毅力，向自己的智力、精力和能力极限挑战，在登上一个高峰的时候，一步不停地再攀向另一个高峰。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我会去的，去说一点，去听一点，去学一点，回来再大干一番。
“熊老师，看，鸽子飞得多高、多远啊!“孩子们的呼唤把我的思绪从长长的回忆中拉了回来。是啊，南边草坪的鸽子起飞了，北边草坪的鸽子也起飞了，场面多么壮观啊。我加入了孩子们的队伍。“去照一张集体照吧。”孩子们建议着。在建筑讲究，巍然耸立的市府大楼前，在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下，44个人分成三排。只听“咔嚓”- 一声，摄下了我们南洋模范中学九七届高三(4)班在攀登卓越成功巅峰的道路上，我和孩子们同行的一份永久的纪念。